文 陈日旭

上世纪70年代的某年春天，我乘火车去厦门参加全国棋赛工作。那时的火车速度慢，进入福建山区更是开开停停，一个天亮时分，火车刚开出漳平车站不久，我透过车窗玻璃看到不少上学读书的孩子，他们衣衫破旧，脚穿草鞋，三五成群沿铁路走着，他们除了背书包外，每人都背着一截比拳头粗的毛竹筒。对此景象，我不明其意，请教车上一位老福建。他介绍，这些孩子走铁路线上学是抄近路；背的竹筒里面装的是带到学校吃的中午饭。见此情景，我不由联想起自己读书带饭的一幕……

还是195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家住曹家渡，而中学在静安寺附近，如回家吃中午饭，路上步行来回要花去近个把小时，加上吃饭，差不多用完中午全部休息时间。再者，父亲白天上班，一般家里都是晚上做饭，中午一顿是将就的，所以母亲也给我带饭。

那时同学大多家在静安寺及“上只角”附近，如愚谷邨及乌鲁木齐北路、北京西路、胶州路一带，还有就是学校周边的三义坊、中振坊，在万航渡路上的中行别业、76号旁的和平新村等，所以带饭的同学不多。我们班上连我在内约有五六个学生自己带饭，他们住在新闸路泰兴路方向，相对较远。

记得靠篮球场一角有个简易厨房，内有几格蒸笼，有专门人员为学生蒸饭。学生只要每学期付很少费用，就可领到一块蒸饭牌子。那是一块烙着号码的小竹牌子，上端有个洞眼，可以穿过绳子。饭盒是长方形铝制品，较软，每次隔天盛饭，我都会用拳头将盒底捣几下，再将盒盖反过来捣两拳，目的是可以扩大容积。母亲看到我的动作，觉得好笑，却也不说什么，长发身体的年纪么。菜，当然是隔夜菜，放在饭盒一角一起蒸。荤菜可以，素菜难免营养受损，那时也不讲究这些了。问题是上学只能将饭盒放网兜提着走，若放书包里，必须平放于书本之上，一不小心还会将汤汁翻出，弄污了课本。有一回，天热了，隔夜菜难免馊了。母亲拿出一毛钱说道，去槽坊（酱园）买块腐乳吧。中午放学，我用手帕包着发烫的饭盒，取来拿进教室放于课桌，再带着饭盒盖去斜对面的槽坊，一边递上钱，一边客气地对老师傅央求：“买块红腐乳，谢谢老伯伯，多放点卤汁。”因为盒盖里有不少卤汁，我得小心翼翼端回教室，吃了起来。

印象深刻的是，带饭同学中有一位家里在新闸路开理发店吴姓同学，他虽身份“小开”，却三天两头不是带整块的榨菜，就是褐色的乡下大头菜吃。只见他榨菜是不洗的，整块的带着红色辣伙的那种，他说，咬起来脆，好吃，有劲。不过倒也是，那时南货店的整块四川榨菜确实味道鲜美，啃上去嘎嘣脆，且又下饭，是一种舌尖享受。还有一位家住淮安路的女同学则经常带葱花蛋炒饭，可以直接蒸了吃，丝毫不影响饭的品质和口感，应当说，她家经济条件不错。须知，那时家里能经常吃蛋已近乎奢侈了。

后来进了本校高中，高中是学校总部，规模大得多，老师有专门食堂，厨房条件较好，但我们学生还是要回家吃饭或带饭。我的班级靠在校门口，走到中心区的厨房距离较远，我想起班上一位热心人，他自己家住富民路，中午带饭，因为他为人热心，肯为同学服务，大家选他为班级的生活委员。班级里有七八位同学带饭，每当中午放课铃响，我们让他先下楼梯，直奔厨房，他会用一块厚布捧回一大摞冒着热气的饭盒，带饭同学非常感激他，所以高中三年，他当仁不让被大家推选为生活委员。至今我还记得，因为他姓“寿”，外号“寿头”；又因皮肤黑，诨名“奥赛罗”。其实，这位同学真是个好人……

花开花落，一个多甲子的岁月如白驹过隙，倏忽之间而已。然而，学生时代读书带饭的细节和趣事我一直记得，甚至为之神往。呵，人生的乐趣和风景总是品味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