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阿Q

儿时观看前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有一个场景难以忘怀：战火纷飞的年代，物资匮乏，民不聊生，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与妻子互让一个面包，并坚定地告诉妻子：“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他那不为困难所惧，表现出的豁达与乐观的勇气，成为了人们直面困境、不屈不挠、树立信心、迎接光明的精神动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记得上小学时约同学一起上学，每次看到他早餐喝着瓶装牛奶，咀嚼着切片面包夹着火腿肠，还要母亲在一边催促：“快吃、快点吃”极其不情愿的镜头，我是触景生情，再也没有踏进他的家门……当时，我们早上能吃一碗泡饭加半根油条，便会兴奋得跳起来，根本连做梦也不敢期盼能喝到牛奶。然而，尽管生活贫困，倒一点也不觉得憋屈，犹如岁月把愉悦的往事碾成了碎片，细细的、甜甜的。现如今，牛奶、面包、咖啡、奶茶，或小笼或糕点，似乎已是人们早餐的常见搭配。每当我啜饮奶香扑鼻的饮料，便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儿时第一次喝牛奶时的点滴往事。

生活，其实就像是一本书，不是蕴含着喜怒哀乐，就是张扬着悲欢离合：或以喜剧开始，悲剧结束；或始闹剧出场，终愁局落幕。解放前，大院（解放后我居住的大院）仅有一家小工厂和一爿酱油店、布店，老板则在周围造房居住，公私合营后，工厂搬迁，在原址建造了三间平房，分给职工居住。父亲来上海学生意，租赁了酱油店老板娘的一间底楼房子，大院变成了居民区，一个门牌号，由10户人家居住。虽然每户人家贫富不一，性格迥异，经历的生活轨迹也不尽相同，但是邻里和睦相处，家家乐意相助。对门有一户苏北人家，早餐喜好将豆浆与爆炒的新鲜豆瓣、大饼一起煲，汤汁浓稠，香味萦绕整个大院，馋人味蕾，而他家一儿一女喝了像是春天的竹子，拔节蹿高。那时淡浆3分，咸浆4分，甜浆5分，我们兄妹5人早餐天天是泡饭，下饭菜则是腌制的咸菜，若是能用辣货蘸一下，倒也吃得津津有味。隔壁的王老板，两个孩子的早餐是牛奶面包，或者不是菜包子就是肉包子，尽管羡慕，却从不自卑，怨天尤人。我们几乎都是同岁数孩子，有时也在一起玩耍，但是身板和个头与喝豆浆饮牛奶的孩子相比，有着明显的身高差别。

在我年少的记忆里，就萌发一个念想，读好书，考大学，长大找个好工作，不但豆浆当水喝，而且天天喝牛奶吃奶油面包当早餐。我们生长的年代，米面油盐和副食品几乎凭票供应，牛奶供应更是面临着巨大的缺口，供不应求，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离休干部等特殊群体，能享受到特供牛奶的优待。新订户则必须提供诸如家中有新生婴儿或危重病人的特殊情况证明，才能成功订购牛奶。记忆犹新的是每当清晨天色微亮，送奶工或是骑着自行车，或是推着拖车，穿梭于大街小巷，将订户门口的空瓶取走，再放上新鲜的玻璃瓶牛奶，玻璃瓶口是用蜡纸和火漆封口，确保牛奶的新鲜与卫生。由于送奶员的不足，60年代末，牛奶公司取消了上门送奶服务，改为订奶户到街道或里弄的“取奶付款”站点，自己凭卡向工作人员提取牛奶。晨曦升起，天穹刚露出鱼肚白，领奶的居民依次排队；个个手里拿着一个空瓶子，引颈翘首期盼，成为清晨一道蜿蜒绵长的风景。

记得读小学三年级，我的一个同学因腿骨折不能上学，老师指派我带着布置的作业去他家辅导。他家的父亲是个干部，享受订制的瓶装牛奶，为了感谢我这个不辞辛劳的“小老师”，将一瓶瓶装牛奶递到我手上，我想谢绝，可是同学的父亲和蔼地说：“喝吧，否则我要生气的，这个面子一定要给的。”我只能恭敬从命，轻轻拉开系在蜡纸上的线条，掀开盖在瓶口上的蜡纸，一股浓郁的奶香冲我鼻尖袅绕，馋涎欲滴。我用舌尖舔着蜡纸上凝固的厚厚一层奶结，体会到了那种清甜、丝滑、滋润的味道，一咕隆咚喝得一滴不剩。这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记忆，时常会在梦里出现，希冀早一天能到来。

改革开放的80年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伴随奶牛养殖业的欣欣向荣，大城市基本上取消了牛奶凭票供应，送奶员又恢复了上门送奶，远远就能瞧见订奶的每家每户家门口挂着个小木箱，用来放置牛奶。90年代末，随着蒙牛、伊利的崛起发展，各类奶制品已是种类繁多，口味各异，乳制饮品更是琳琅满目。毋庸置疑，在玻璃瓶（光明牌）牛奶盛行的年代，还有家门口自制的小箱子，曾是“身份”与“营养”的象征，承载着让孩子们吃得更好、老人们更健康的期盼，这也是众多想订购牛奶家庭的共同心愿。虽然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瓶装牛奶和家门口的小木箱已被废弃，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但是蜡纸上那层未经均质化处理凝结的牛奶，却保留了完整的脂肪，犹如微沸后冷却的牛奶表面会结起那一层厚的奶皮，浓郁的乳香，氤氲袅绕，弥漫在大院周围，久久不散去，象征着我们这代人永恒地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