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道林

现如今70岁上下的长者，结婚成家的年份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那时结婚除了愁房子，还得愁家具。上海人要面子，不管婚房有多大，哪怕是阁楼上的9平方米蜗居，也得摆出一套新家具。人们就把当时的基本家具概括为“36只脚”。具体为：高低床4只脚、衣橱4只脚、五斗橱4只脚、床头柜4只脚、小方台4只脚、四个方凳（或四把椅子）16只脚，正好36只脚。今人或许会问，怎么床头柜只有1个？告诉你，当年住房逼仄，大床一边贴着墙，床头柜只能摆1个。如果住房面积大一些，有里外两间的话，那就不是36只脚。增加一张写字台，36+4=40只脚；再增加一对简易沙发和茶几，36+4+12=52只脚……

当年凑齐“36只脚”不容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票证时代”，购买任何物资都需要凭票证供应。家具厂的原料木材受国家计划控制，厂家便有计划地生产。“有计划地生产”势必“有计划地供应”，“有计划供应”只能发票限量。凭家具票一次配齐36只脚的概率很低，一般都是今天供应一张床，隔一阵供应一个大衣橱，再过一阵供应一张小方台……急着结婚很难凑齐。家具票是按系统层层下发。比如，机电一局来了一批家具票，下属公司有10家的话，一分为十。10个公司拿到票后，再分发给各自下属的工厂，到工厂的工会那里就寥寥几张。厂工会就按照登记排队的先后秩序发放。结婚买家具完全指望凭票，那是“白日做梦”。后人肯定要问，那过去年代人们怎么解决婚房里“36只脚”的呢？真可谓：虾有虾路蟹有蟹路。举一二例子说明。

第一种是购买、自制相结合。发动亲亲眷眷收集家具票，买到几样算几样，缺五斗橱，或缺大衣橱，就请木匠来做。那年月街头巷尾常见的一幕是，木匠在替东家打家具。当时上海的木材商店偶尔会开放一点计划外木材，今天买几根方料备着，明天买几张三夹板纤维板备着，凑齐了，请个木匠上门做。因此，那年月木匠和漆匠特别吃香，有做不完的活。

第二种是买新、买旧相结合。那时上海有很多寄卖商店（旧货商店），最有名的是淮海中路上的“淮国旧”。买不齐新家具，去淘旧家具。结婚新房放旧家具不合适，上海人有的是办法，送到家具厂（当时有翻新业务）打磨掉老漆面刷上新漆面。这样就凑成一套基本款新房家具。

第三种是完全自制。先决条件是有路子搞到木料。笔者一位插兄是跑长途的卡车司机，他只要跑江西运输，回来时必捎带木材。捎带原木是禁止的，公路上有哨卡检查。插兄就在当地加工成床板（算家具），这样便能通关。那床板特别厚，回沪后改成方料使用。胞弟1970年代在皖南屯溪军工厂工作，他在山里交了老乡朋友，搞起易货交易。他把上海的布料、绒线等工业品送给老乡，老乡把家里囤积的木料送给他。他就在当地自制一套家具，还送给他二嫂（我妻）一个梳妆台。那个梳妆台无论做工还是油漆堪称专业。1987年，上海后方基地撤销，胞弟把那套全实木的自制家具带回上海。

我当年也在安徽工作，我的“36只脚”属于第一种方式凑齐，还翻了一番，扩展到“72只脚”。当时家里只搞到高低床和小方台的家具票。父亲搜罗家里存的旧木料，再购买了三夹板纤维板之类的板材，请木匠打了大衣橱、五斗橱、书橱、写字台、床头柜、四只方凳和茶几。然后送到家具厂油漆。我利用剩余边角料，在胞弟帮助下做了一对简易沙发，款式抄袭邻居家东风沙发厂出品的简易沙发。姐姐还送了我两把靠背椅子，集中起来后托司机朋友运回安徽的新房。后来我又在安徽请人做了一个三人沙发，这就凑成“72只脚”。

1997年2月，我调回上海工作时，除了带着高低床和那个书橱回沪，其余的家具都留在岳父家里。今天回想起来，没有一丝寒酸感，而是满满的温馨感。那就是我辈年轻时的生活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