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翁孝明（北虹居民区）

我心中很明白，我快要做爸爸了。

大年三十的晚上，家家张灯结彩，鞭炮声震耳欲聋。过年的气氛很浓。我们一家子人高高兴兴围坐在一起，年夜饭吃的真有滋有味。突然，妻子的肚子发出一阵阵剧痛。这再清楚不过了，妻子已经到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时候了。小宝贝即将降临，此时此刻，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于是，一家人开始忙碌起来。我自然不由分说，立刻叫来车子把妻子送进医院。

忙完一切手续，妻子进了产房，我又赶紧回家，把日前早已准备好的生活用品、热水瓶、脸盆、毛巾等东西装了一网袋，打仗似的又赶回医院，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思再去吃剩下的半顿年夜饭和已经开始了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精彩节目。

我开始在产房门外的走廊里徘徊等待，心情焦急，生男还是生女我无所谓，我只求大人小孩一切顺利平安。孩子的名字么，几个月前就把字典翻烂选择好了。从此，家里又多了一口子，生活一定更有乐趣。当然了，现在家家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今后孩子的教育成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夜渐渐深了，外面的鞭炮声一阵紧似一阵，人们喜迎新一年的到来。可是，产房里的妻子一点动静也没有。我急不可待地找医生、护士，一遍又一遍地询问情况，可是，她们的回答总是很简单：继续观察，有事我们会及时通知你的。

大年三十终于过去了，迎来了1982年农历初一。这是个吉祥的日子，孩子如果这个时候出生，岂不太好。然而，时至中午时分，走廊里只剩下我和二个素不相识的男子和我一样在盼望等待。等待妻子临产，等待孩子降生。这也许是我们做男人的神圣职责吧。

下午4时光景，医生找到了我，向我详述了妻子产前身体状况，以及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出示了危险通知书让我签字，这着实让我吓出了一身冷汗。霎那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似失去了所有功能一般。我仿佛似牵线木偶般签下了我的名字。

时间终于走到了大年初二（1982年1月26日）凌晨，疑是山穷水尽，却又柳暗花明。女儿呱呱坠地，母女一切平安。这一波三折，让我一颗一直紧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一周后，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叫车将妻子女儿接了回去，具体情节已记不清楚更多，但是，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年只吃了“半顿年夜饭”的有趣故事。